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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從認識的層面看待理性
盡管也曾有一些評論界的朋友至今仍然對于評論應當具有理性品格表示懷疑，但評論作為一種認識、說服或觀點交流的表達方式，它應當具有理性，或者**具有理性，恐怕已是一個較大范圍內的共識。人們爭議或警惕只在于：“你所說的理性到底是什么？” “你是否打算用這個冠冕堂皇的概念來否定我們的表達的方式？”
如果說，“理性”這個要求，對于傳統的、由大眾媒體傳播的、“成文”的評論“文章”來說，爭議并不大的話，那么，在互聯網條件下自媒體勃興的時代，在140個字的微博篇幅或更少字數的跟帖也被算作“評論”的語境中，“理性”這個要求，恐怕就更有爭議了：對誰可以要求理性？人們需要多大空間、占有多少資源可以展示表達的理性？[①]
兩年前，人民日報評論部曾發表文章，提出“追求理性從哪里起步” 的問題，認為，“理性建設的內容包羅萬象。”[②] 對于理性這種人類思維能力，本文也不準備做抽象的、學理層面的探討，而是想通過自己閱讀評論作品的經驗感受，提出一個形成理性的條件：要具備理性，人們至少需要對事物知道得更多更細。而這個條件，我認為適用于更廣泛的觀點表達行為，不管你是否把它們都叫做“評論”。
我的意思是，對于事物更多、更深、更細的了解，是認識事物、表達觀點的一個條件。這也是理性的條件。盡管一個人不具備這個條件并不由此失去表達觀點的權利，但從較長的周期看，不具備這個條件的觀點會在競爭性的觀點傳播中處于劣勢地位。這是從觀點需求者的角度來看的一個結果。
也就是說，如果面對一個事物，眾聲喧嘩中，可能會有一些更尖銳、更響亮的聲音在當下獲得傳播的優勢；但是從長周期來看，最終被人們接受或記住的，還是“說得對”的聲音。而對事物更深、更多、更細的了解，正是“說得對”的條件。盡管“對不對”，并不只是取決于客觀信息這一種因素，還可能有價值因素的影響。
二、構成理性的信息條件
理性不是“空的”。理性并不只是一種抽象的推理的“形式”與推理的能力，它也包含“內容”，即我們對于面對的事物更多、更深、更細地了解。更重要的是，通過對具體事物更深、更細地了解，我們會積淀下來一種思維的習慣：假定并接受事物存在更多、更深、更細的方面，并以此作為我們判斷事物的根據。這就接近一種理性的態度了。
我近來觀察的一個評論欄目——騰訊網的“今日話題”，一段時間以來，它所做的，就是這樣的工作。這也是這個評論欄目的風格。
這樣的工作，在表面上只是提供一般人所不知道的知識和信息。但你由此對事物得出的結論卻已經與原來有所不同。
比如，2003年9月，中國首艘豪華游輪海娜號在韓國被扣，起因是兩個國內公司的經濟糾紛。中國人初看這條消息，不免怒火中燒。中國企業的“家務事”，憑什么由韓國來管呢？—— “今日話題”便以一期《韓國憑什么扣中國最豪華游輪》，以國際海事公約的相關知識，回應網友疑問。比如，對他所設置的**個問題是：“債務糾紛與韓國沒關系，它能扣船嗎” 。“今日話題”的解答是：“扣船的確是個國際慣例，我國也曾經應被拖欠工資的韓國船員要求扣過希臘船舶。”而對于“問題二：就算能扣，憑什么扣與債務沒有直接關系的船舶”，“今日話題”的解答是：“在韓國等一些國家是可以的，南非甚至因為都是中國國企，而為A公司所欠的債務扣B公司的船。”文中既引述和參考了相關法律文件和研究文章，也列舉了相關案件。**的結語是：“海事糾紛有特殊性，所以從目前的信息看，韓國方面扣船問題不大。但是，無疑，扣船事件中旅客是最為無辜的，希望他們能夠得到妥善的安置和賠償。”
 這一篇網絡評論，在一個極易情感化的事件性議題上，以一種回應問題的方式提供客觀事實信息，看起來幾乎不像是“評論”。但讀過之后，人們對這一事件的看法（評論），就自然會趨于理性。因為我們對一個事物的看法，不可能繞過對事物的了解，除非我們不了解。
再比如，2013年中秋節前，沈陽一個三歲的幼童，午睡后先醒了過來，叫醒了患有產后抑郁的媽媽，結果被媽媽從7樓扔了下去，不治身亡。 針對這一觸動人心和情感的事件，騰訊“今日話題”以一篇《三歲幼兒叫醒母親被摔死”怎么發生？》，通過提供更多的案例，使讀者從婦女產后抑郁癥的角度了解到，“讓人難以理解的‘母親殺死幼兒’，確實時有發生”；“但無關人性的殘忍”。這就使讀者對于這個最初看來是一個“狠心媽媽”的事件的認識，超越了道德譴責的層次，并引導讀者對于產生抑郁癥的原因以及家庭和社會條件列深一步地了解。
而讀過此文之后的心理效果，我想，就不會再只是對“世道人心”的感嘆和對“人性”、“母愛”的懷疑了，而是會引導出更多的關心、關愛和關注。這不是一種更為理性的態度嗎？
三、專業信息與理性態度
2012年8月，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發布《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監測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及其監測》研究的初步結論，由此在媒體評論中引發了社會治理是否可以（或應當）數據化的論爭。
從方法的層面來說，這似乎是一個專業性的話題，但因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樣一個宏大主題，尤其是楊宜勇發布的結論中關于民族復興大業已完成了62%的說法，在各種社會矛盾中的復雜的社會心理背景下，更是觸動了公眾的表達沖動。
經濟學者秋風發表《社會治理中的數據迷信》，認為：
GDP指標其實與民眾的幸福之間并不存在直接對應關系，而看不見的文化、制度等因素與民眾幸福感的關系倒更為直接。也就是說，數據迷信導致了政府活動與民眾需求之間的嚴重錯位，也就導致雙方關系之緊張。[③]
而秋風這篇文章，第二天就受到了旅美信息管理專家涂子沛專欄文章《民族復興大業究竟可不可以量化和監測？》一文的反駁。涂子沛首先向人們展示了社會治理數據化的全球趨勢：
    上世紀60年代以來，一場以定量分析、實證研究為核心的思潮席卷了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社會問題的治理和政策效果的評估不再是拍腦袋的簡單過程，也不是宏觀大論或權謀學，而是立足數據、著眼細節，運用統計學、運籌學、博弈論、管理學對社會問題進行分析推演的過程。近年來，得益于計算機技術和海量數據庫的發展，我們收集數據、分析數據的能力不斷增強，已經進入了大數據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個人在真實世界的社會行為得到了****的記錄，……社會治理的科學化正在**興起。
   接著，他又針對秋風的反對“社會治理數據化”的一個典型論證——GDP在數據上清晰直接，而污染對于民眾的影響難以量化——進行了反駁：
GDP固然容易量化，但環境污染同樣可以通過空氣、水、土壤、森林、噪聲等各式各樣的指標進行量化。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哪個結果更容易被量化，而是在政策制定過程中，GDP數據得到了決策者更大的加權，而污染指標卻被忽視。這恰恰說明，我們的決策過程科學性不夠、理性不足，遠遠談不上迷信“理性和數據”。[④]
涂子沛的反駁顯示出：秋風作為一個理論經濟學的專家，可能并沒有意識到“數據”這個問題已是另一個領域的專業問題了。他只是在常識的意義上來看待“數據”，而涂子沛則是在專業領域來看待“數據”。涂子沛以專家身份介紹全球社會治理“數據化”的趨勢可以對普通公眾產生權威的影響，而其對“但環境污染同樣可以通過空氣、水、土壤、森林、噪聲等各式各樣的指標進行量化”的提示，也可以為讀者所接受。
 秋風文章對“迷信數據”的警惕是有其道理的；但涂子沛的文章卻使讀者因為獲得了對全球數據化治理的開闊了解，而避免了由楊宜勇關于民族復興大業已完成了62%的說法而引發的對于社會治理數據化的趨勢和可能性的非理性態度。這種非理性態度，在當時的輿論中就表現為哄笑。
在一定意義上說，知識和信息的更深、更細，就是更“專業”。 “專業性”在當代媒體評論中對于全民理性程度的貢獻，也可以由這一點得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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